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有排场”，朱永民还找朋友倒腾到了20颗自制礼炮，“五六公里外就开始放，她(龙秀英)在家里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他颇为得意地笑了笑。

资料图：挑着米酒、酸鱼等传统结婚礼物的送亲队伍。　吴练勋 摄

按照习俗，订完亲还有许多繁琐的礼节，单单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结婚前就有3场，当时他的工资是37块，普通家庭很难承受如此巨大的花销压力。

1986年九月初六，朱永民和龙秀英正式完婚，和哥哥朱永贵不同的是，二人拍了结婚照：穿上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到照相馆拍一张二人同框的大头照。

现在，两人的结婚照已经泛黄，龙秀英把它拍下上传到QQ空间，让它尽可能地保持住原样。

从“新旧三大件” 到“两大件”

离老朱家300公里以外的遵义，廖萍和周世华踏入了自由恋爱的殿堂。

1984年，廖萍考入贵州医学院。在一次老乡会上，她结识了隔壁班的周世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帅啊！”

每当谈起这段感情故事，廖萍的眼里闪烁着爱意。“读书期间，经常送送早餐，偶尔给他织件毛衣，慢慢地两个人就好上了。”

那个年代，没有热烈的追求，没有浪漫的表白，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感情到位就心照不宣地牵手了。

毕业的时候分配工作，两个人相约选择回到老家遵义，一个去了医学院，一个去了防疫站。

1988年，24岁廖萍和周世华步入婚姻殿堂。在周世华的聘礼中，出现了当时结婚风靡一时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只不过由于经济受限，收音机缺席了。

资料图：上世纪80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录音机组成的结婚必备“三转一响”。　王子涛 摄

同一年(1988年)，在浙江宁波的张维宁已经23岁了，朋友替他的婚姻大事着急，给他介绍了一个身边的姑娘陈芳菲，两人简单明了地开始了近30年的相伴之旅。

婚姻的旅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历史性”问题。比如，老一辈人并不愿意放手让子女的恋爱真正自由起来。

张维宁的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这本来是受过教育、更开明的一个群体，但他们所受到的开放教育远不如孩子们，自由恋爱兴起时，老人们是不适应的。”

在经济基础不够扎实的时候，张维宁保持着一个习惯：一定要让女朋友口袋里有钱装着。陈芳菲回忆：“月初有钱，月末没钱，他就算借10块钱也要让我揣在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