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

上世纪40年代，魏建功（左四）与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同事们合影。

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

青年时期的魏建功。

魏建功留下的《编辑字典计划》原件。

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辞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辞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鲜为人知的是，初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酝酿于1948年底的北平炮火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

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

一定要实用

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

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

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日晚，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辞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两人相谈甚欢，直至夜里9点才散。

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至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日《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

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教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

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类似的工具书并非当代才有，在中国古代，解释文字的著作被泛称为“字书”（实际包含字典和词典），那时的字书，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供人诵读识字。

字书的历史源远流长，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篇》，相传出于周宣王时太史籀之手，不过早已失传。现存的古代字书中，最早的是讲训诂的《尔雅》，其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其实更接近今天的词典。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它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对字义、字形、字音进行全面诠释，可谓中国字书的先河。

真正以“字典”为书名的，清代《康熙字典》是第一个。这部字典共收字四万七千有余，规模可谓宏大。及至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收字较《康熙字典》还要多一些。然而，大部分人常用的字不过五六千，“大部头”字典中冷僻字的大量存在，对初学汉字者乃至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而言并不实用。

民国时期相继出版的《辞源》、《辞通》、《辞海》，以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写的《国语辞典》等，与注重单字的《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不同，开始注重“词”的收录和释义，这些动辄数卷本的大型辞书更是“大部头”，且不说内容远超普通人所需，光是价格就非一般人能够承受。

小型字典倒也有。一种是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时使用的《国音常用字汇》，只有注音没有释义。

另一种流传较广的小辞书，是曾主持商务印书馆多年的王云五编写的《王云五小词典》。这部出版于1931年的词典，采用王云五本人发明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即把每个汉字分成四个角，每个角确定一个数字号码，这样每个汉字就对应四个号码组成的一个四位数。这种查字法一旦掌握，检字速度会很快，再加上商务印书馆的推广，《王云五小词典》一度被广泛使用。直到今天，王云五的学生胡适为四角号码查字法编的检字歌诀还能被一些老人记起，“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不过，这种查字法也有弊端，有些汉字的四角不易辨认笔形，学习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初学汉字者掌握起来更费劲儿。

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辞典自然不在话下，实际上，上世纪20年代，27岁的他还曾作为资料员参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