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保护了《新华字典》

无论是1953年的初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

1965年丁声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则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

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辞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得，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过路人，就向他请教。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

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至告诉记者，最开始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一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总理对此次修订的直接关怀，有时甚至仔细到每一个条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条里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担心两者并提可能让人从服兵役联想到“苦役”，就删去了“兵役”。结果总理看完稿子后认为服兵役是积极的，没必要删去，这才保留了“兵役”。

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炁（qì）”字被错印成了“（ài）”。曹先擢说，应该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拿错了字模，因为只有1965年版中有这个错，之前的各个版本都是正确的。不过，1965年版没有公开发行，这个错也就没人发现。

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4月12日晚，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擢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题的字。他回答是集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初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手迹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

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

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它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录的词条“焗油”，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发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如今，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1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1版”开始算起的。事实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13次，出版过14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达5.67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63年的时光里，《新华字典》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而其服务的对象，也早已从当初的“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扩大到了几乎每个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汉语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