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魏建功。

“伍记小字典”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事儿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谟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试验工作将要开始了，心情十分振奋。”

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谟、金克木、吴晓铃、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谟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

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境：“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北京），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魏建功还开玩笑：“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至，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议事情。他告诉记者，那时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伍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伍记小字典’好喽！”

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伍记”，“伍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伍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白拟，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在魏至整理保存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八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伍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根据语言学原理，用科学方法，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

仅从字面看，这12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伍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至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

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又注“蛙类的幼虫”。

“伍记小字典”的“以字统义、以义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承续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囫囵等。周祖谟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作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