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新华字典》封面及内页带有科普性质的插图。

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胡”字的一个义项，这样解释：“何，如‘弗虑胡获’，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初版《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义项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

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先擢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其中例句大多数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辞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

参与初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隆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遂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

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擢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审订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辞书要找例句时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初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 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步这样做下来的。”

如此，到了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等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项，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

怎么办？辞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辞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意见：初稿不能用，改！

刘庆隆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比如“八路扒路”、“诈尸确有其事”、“不走大街走小巷，专为飞眼吊膀子”、“吃窝头凄心”等等。

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

刘庆隆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边盖章，层次清晰，一目了然。除了辞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辞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

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付梓。

不过，编写者们层层审定，还是百密一疏。字典刚印了一部分，时任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副司长金灿然就发现“民”字下的“国民”注释错了，当时是这样解释的：（1）取得某一国家国籍的人。（2）人民民主国家里专政的对象，他们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却要遵守规定的义务。这里的第二个义项显然是把“国民”解释成了“敌人”，与“人民”对立起来了。

好在这一错误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的，得知情况的叶圣陶急忙联系辞书室（1952年夏，新华辞书社改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在已经印刷的三百万册上用重新印制的小纸条贴盖，尚未印刷的两百万册则直接改版。发行后不过半年多，五百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

至此，初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