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工作人员在原出版总署院内合影。

广收活语言

《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俩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辞典》的大辞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

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

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曹先擢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语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对此，曹先擢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白话文作为收字（词）、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

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擢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现代辞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的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据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辞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民国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作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古汉语和方言中的一些发音、音调），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初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

同是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8月出版，在《国音常用字汇》的注音、字形基础上增加了释义）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

比如，“肉”在当时有“ròu”和“rù”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rù”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ròu”作为第一音。

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hàn”，殊不知，“hàn”的发音其实发源于老北京。

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汇》去普及“国语”，那里面“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包括“hàn”。示范读音的齐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hàn”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

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hé”。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hé、hè和huò。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辞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的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lè sè”，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读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初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擢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初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yán”，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开始改成了“ái”。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yán’，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金有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ái”。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

辞书学家韩敬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声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便利，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一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yán”。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发生了改变。